在醫學這座高深的大山裡，有人選擇向內深耕，日復日鑽研細節與實證，只求令診斷與治療更精準；也有人選擇向外搭橋，把原本分散的知識與技術串連起來，讓不同學科之間產生真正的溝通與互補。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臨床醫學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司徒偉基教授，正是後者。他長年立足於臨床實踐與科研創新的交匯點，致力推動醫學、工程與數據科學的深度融合。他深信，真正能落地、改寫病人命運的創新，從來不是單一專業的獨奏，而是跨學科協作中逐步醞釀、共鳴譜出的樂章。

司徒教授的醫學夢，始於美劇《仁心仁術》（ER）的熱血；而電影《無語問蒼天》（Awakenings），則讓他明白，即使診斷再精準、藥物再先進，也未必能回應每一個生命背後那無法言說的複雜處境。這份「看見限制」並沒有澆熄他的熱情，反而成為他日後推動協作的起點。

當臨床遇上無解之處，就更需要把不同領域的工具與思維拉到同一張桌上：工程讓檢測與治療不再遙不可及，數據科學把零散訊號轉化為可行動的判斷，而臨床則確保所有創新仍以病人需要為尺度。在他看來，接受不完美不是妥協，而是一種務實的從容，唯有承認現實中的缺口，才能與夥伴把缺口補上。

在司徒教授眼中，科研並非只是產出「漂亮的數據」，而是要回應臨床最迫切的問題。他曾經歷病友因化療誘發乙型肝炎復發而不幸離世的遺憾，令他深刻體會到：單靠臨床判斷並不足夠，若能把研究證據、臨床流程與預防策略連成一條守護線，才有機會把風險提前看見、把悲劇轉化為可預防的結局。

正因如此，他始終堅持把研究的起點放在病人身上，把終點放在可落地的臨床改變上。

在求學與行醫路上，恩師袁孟峰教授對他影響深遠：不但啟發他對腸胃科的濃厚興趣，也鼓勵他投身臨床科研，將「看見的問題」化為「可驗證、可改變的方案」。在師長啟發與臨床遺憾的雙重驅動下，他帶領團隊研發預防方案，並成功推動相關證據納入國際指引。他亦常以此勉勵後輩：「我鼓勵臨床醫生也參與研究，因為研究的啟發，永遠來自病人。」

多年來累積的科研成果，為司徒教授帶來國際肯定：他獲頒李國賢基金教授席（腸胃肝臟科），並連續六年蟬聯「全球首1%最獲引用科學家」之列。然而，他對這些榮譽始終淡然以對，形容這些只是研究路上的「開心回憶」，並再三強調，身邊許多同儕同樣傑出、甚至更勝於他，大家不過是各守其位，共同為推動醫學前行而努力。

談到真正令他感到滿足的研究，他反而提起十二年前一項較「偏門」的工作，在香港禁毒基金資助下，研究濫用氯胺酮人士對肝臟及膽管的影響。這項研究難度極高，受訪者合作度低，亦不屬主流題目，但卻首次促成他跨出原有醫院框架，與其他醫院及專科合作，並最終把研究成果帶回公共層面，惠及一群長期被忽視的病人。對他而言，論文發表固然重要，但能開啟跨科協作之門、回應那些被遺忘在角落的臨床問題，才是科研最深層、最動人的價值。

在擔任港大醫學院助理院長（跨學科協作）期間，司徒教授那「連接者」的角色變得更加明確。他經常穿梭於工程邏輯與臨床之間，充當兩邊的「翻譯」：工程師追求數據的精準無瑕，但醫生面對的卻往往是不規則、甚至充滿限制的真實世界。病人可能因工作、交通或病情波動無法定時覆診，數據因此出現空白；醫護人手與流程亦令「理想模型」難以未經調整就直接落地。正因如此，他把跨界合作視為一場共同解題：先把限制講清楚，再一起把可行的方案做出來。

他因而笑言：「溝通技巧才是最強大的醫療器械。」所謂溝通，不只是把想法傳遞清楚，更是把不同專業的目標對齊：讓工程師理解臨床限制，也讓醫護看見科技能補上的缺口。在這種對接下，他推動便攜式檢測設備及AI肝癌預測系統等項目，務求讓尖端技術不只停留在論文與原型，而能走到臨床現場，回應真正的照顧需要。

把系統接起來，最終是為了讓更多病人用得上。談到未來，司徒教授的「導航」終點十分清晰——醫療普及化。他不迷信昂貴而複雜的方案，而是專注於可持續、可應用的落地模式。他期望在未來五年內，病人能在家中透過手機或簡單裝置監測肝臟健康，減少病人的醫療負擔。

工作以外，司徒教授享受公路單車的破風感；在他眼中，科研與跨科協作亦有相似節奏，要在不確定中前進，靠的是不斷調整與堅持。他常以發明家 James Dyson 的格言自勉：「成功是由99%的失敗所累積而成的。」從經歷疫情洗禮的醫學生，到今天促成醫學與科技對話的跨界領航員，他在意的從不是為某一條路「命名」，而是把原本分散、孤立的網絡連接起來：讓臨床問題被聽見、讓不同領域願意一起解題，並讓創新更快、更穩妥地抵達病人身邊，這正是他持續前行的方向。